1987年，在北京，邓小平通过中信集团向意大利传奇球星马拉多纳发出了一个邀请，期望他能来到中国参与一场友谊赛。此事随着时间的推移，逐渐演变为“没有三亿我不去”的经典传说。然而，如果我们把这一事件置于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分析，它不仅是对一位球星的邀请，更折射出邓小平对足球发展的关注，以及中国体育在国际舞台上所面临的诸多挑战。邓小平对足球的热爱其实早在他的年轻时代就已经埋下了种子。1924年，他在法国勤工俭学期间经历生活的困顿，尽管课业繁重，他仍然努力买票观看足球比赛，即使坐的地方离球场很远，但那时的比赛吸引他入迷。随着岁月推移，他对当年乌拉圭队的优秀表现仍能清晰记忆，这早已表明了他对足球的持久兴趣。
1927年他返回中国后，在上海的地下工作中，尽管外出风险重重，他还是会偷偷前往观看足球赛。这一行为清晰地表明，足球对于他而言不仅是一种消遣，更是逃离工作压力、观察团队协作和即时决策的宝贵机会。新中国成立后，邓小平愈发关注体育。在身体不便的情况下也依然能在病床上关注比赛；即使繁忙的工作中，他也会抽出时间现场观看比赛。有人曾对足球进球少表示困惑，邓小平却回应说，判断比赛的精彩不仅仅看分数，还应关注球技与战术的变化。
他的观赛风格独具特色，喜欢悬念不愿提前获知结果，如果工作人员知晓比分，需小心谨慎地不告诉他，以免影响他观看录像时的体验。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上，阿根廷队夺得冠军，马拉多纳一跃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，邓小平在观看比赛时对中国足球的未来感慨良多，同时也意识到高水平球员的重要性。马拉多纳个子不高，却以其卓越的技术和比赛判断力震撼了众多人。因此，在1987年便产生了邀请他来中国的想法。
当时，意大利的工业复兴公司董事长罗马诺·普罗迪访问中国，邓小平借此机会表达了对马拉多纳的钦佩，并提议在北京组织友谊赛。根据广为流传的说法，若比赛成行，观看人数可能达到数亿，对当时的中国足球无疑具备极大吸引力。普罗迪回意大利后向马拉多纳提及此事，然而马拉多纳并未立即答应，毕竟彼时正值他职业生涯的巅峰，合同和商业利益皆受到严格管控。传闻中，他提出了“三亿”的条件，形成了“没有三亿我不去”的口号。至于这句表述是否正规报价，以及确切的谈判情况，公开资料并未详尽一致，或许更合理的解释是，反映了马拉多纳在当时的商业价值，也彰显了中国在组织国际顶级赛事时资金、转播及管理能力的相对不足。
最后，这次邀请没有成功。邓小平并未因未能请来球星而对足球的关注停止，他更多地讨论了裁判、联赛和训练体系。他认为，裁判应当依据规则公正判罚，球员须真正尊重裁判的决定；长时间的不平衡判罚会影响比赛的秩序与选手水平。在他的推动下，中国体育界逐渐加强与国际交流。1991年，中国足协成立了青年精英队，后在健力宝的赞助下前往巴西训练，以李金羽、李铁、李玮锋等为代表的年轻球员由此得到更高水平的职业训练。
1996年，马拉多纳随博卡青年队再次访问中国，虽然当时的他已不在职业巅峰，但他的影响力依然巨大，工人体育场座无虚席。此时92岁的邓小平因健康原因未能到场，只能在家通过电视观看直播。这次迟来的见面尽管未能改变中国足球的发展路线，但为这一段往事赋予了更具体的意义。1987年针对马拉多纳的讨论，终究演变为围绕联赛建设、裁判培养及训练改进的宏观思考，而邓小平深知，星光璀璨的球员背后，更需扎实的制度建设与人才培养。
